中国民族音乐的创作，在理念上曾走过一些弯路。创作不接地气，不了解市场，不去引导观众的审美取向，出来的就是一些“三难”作品：演奏难、演出难、理解难，说白了就是两个字——难听。这样的音乐，只能是孤芳自赏，有的恐怕连自己都欣赏不了。在民族音乐界，这种失败的作品一度较多。

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

根本原因在于，一些作曲家盲目地借鉴西方作曲理论和潮流，把作曲当成了炫技的手段。他们对民族音乐了解甚少，作品不伦不类，乍一听好像有那么一点民族元素在里头，但听起来又不像民族音乐；曲调生涩，观众听不明白它在讲什么故事、想表达什么情感。这样的音乐，好像有些水准，但离人们的审美取向却有明显距离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西方就出现过大量这类的先锋作品。探索当然无可厚非，但在我们已知这条路走不通的情况下，还要追捧这种风格、这些手段，那就是哗众取宠、装神弄鬼了。受到质疑时，这类创作者往往抬出一个唬人的理论来为作品背书，却忽略了：技术永远是为艺术服务的，音乐首先是听觉艺术，不好听，什么都白搭。

幸运的是，现在一大批音乐人，尤其是中青年作曲家已经吸取经验和教训，使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扭转。近年来，中央民族乐团一些广受欢迎的优秀作品如《印象国乐》《玄奘西行》等，都是在新的创作理念指导下产生的成果。

很多人认为民族音乐是一种高雅艺术，但高雅并不等于曲高和寡。民族音乐来源于生活，是民众最熟悉的东西，很容易产生共鸣。在各种音乐会中，我们很注意观众的反应和媒体的反馈，看哪些作品被演奏出来的时候，会将现场气氛推向一个高潮。这样的作品，往往就是能够和听众产生共鸣的好作品。这是我自己在创作时的不懈追求。

民族音乐还要高于生活，要用创作进行提升，让观众通过它体会到原始小调无法表达出来的情感内涵和思想感悟。去年我创作了一台大型管弦乐《山水重庆》，对大量的重庆民歌进行融合、发展，尽最大努力去表现那种积极、乐观、坚韧的重庆精神。在重庆演出的时候，一个女孩听得流泪了，她说：我从来没有感到作为一个重庆人是这么值得骄傲！这句话，是对我作品最大肯定。

现在，很多民族音乐都会使用流行音乐的元素，反之亦然。比如前几年很火的谭维维的《华阴老腔》，算是其中的佼佼者。这类结合不是坏事，但对创作者的要求很高。每种音乐都有自己的音乐语言，你必须对民族音乐和流行音乐二者都非常了解，知道它们各自的优势在哪儿，才知道应该怎样融合，使它们互相衬托。更重要的是，你还得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做，分清谁是主线。而实际上，民族音乐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非专业人士在创作，作曲手法不成熟，虽然运用了很多民族音乐的元素、曲调，但格调不高。比如一些音乐，用了爵士的节奏型、和声走向，上面漂着一首民歌曲调，没有对民间小调作任何提升。这样的拼凑，只能叫“组合”，不是真正的“融合”。

民族音乐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有一大批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，但任何艺术都有时代性，如果民族音乐还停留在《春江花月夜》《二泉映月》这样的“老三篇”上，也无法吸引更多年轻观众。音乐工作者要挖掘、继承原有的经典，更重要的是实现创新性发展、创造性转化。从近年的创作来看，我们已经在路上，任重而道远。

（作者为中央民族乐团副团长，本报记者周飞亚采访整理）